当然，石重贵也会顾及吃相，即便是抢劫，也要尽量体面些。
比如，天福七年（942）11月，石重贵集团就在盐税上大做文章。
在唐朝，实行的政策是盐铁官营，即官府对食盐实行垄断经营，老百姓需要购买官府的高价盐。于是，私盐贩子应运而生，他们走私食盐，以极低的价格售卖，牟取暴利。
为了维护朝廷的盐利，各级地方政府都要承担缉拿私盐的任务。然而在暴利面前，总有人铤而走险，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从事贩私盐这个行业，并且结成团伙，形成了具有武装力量的“盐帮”，其代表人物就是本书前文的一大主角——黄巢。
贩私盐屡禁不止，且缉私成本也降低了盐利。于是，朝廷转换思路，既然无法根除，那就共同开发、合作共赢，朝廷与盐帮和解，把官盐分包给盐帮，由盐帮解决“最后一公里”，而朝廷则默许了盐帮贩私盐的行径，大家都有钱赚，岂不美哉。
在石敬瑭时期，贩私盐的行为日益猖獗，官府的利润大幅下滑，于是，石敬瑭集团就想到一个妙招，干脆解除严禁，官府允许民间自由经营，但人民必须交盐税，“上户千文，下户二百，分为五等”。
其实跟“人头税”差不多，就是换个名目而已，全国上下，所有人都要交税，食盐则成为普通商品，自由交易。
现在朝廷为了敛财，下诏恢复盐禁，食盐仍由官府垄断经营，老百姓须花高价购买；同时，“食盐税”并没有随之撤销，朝廷等于双重征税，既要买我的高价盐，也要按人头交盐税。
合法地抢掠。
总之，老百姓在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面前，流离失所、背井离乡，因灾饿死的就有近百万之众，在这种背景之下，石重贵集团还把罪恶的双手伸向可怜的贫苦百姓，抢钱、抢粮、抢马、抢人……
5.2朱门酒肉臭
连年无休的自然灾害，再加上兵连祸结，天下百姓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，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。石重贵却以国家财政紧张以及支持战争为由，大肆搜刮民力，事实果真如此吗？石重贵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也是勒紧裤腰带，与民共苦吗？
呵呵。
石重贵作为一国之君，他的生活状态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：纸醉金迷。在全国人民食不果腹的时候，九五之尊的石重贵依然锦衣玉食，醉生梦死。
5.2.1黄金大劫案
史籍记载，每遇四方进贡，石重贵都要求把银器换成黄金。他的理由是同等价值的黄金比白银要轻很多，这样能节省运力（金者贵而且轻，便于人力）。
干嘛要方便运输？当时的人们私下都说，这是皇帝要迁到北国的预兆（识者以为北迁之兆也）。走的时候方便。
《宋史》记载，“少帝奢侈，常以银易金，广其器皿……”
后来，李崧判三司，取来账本一查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实际库存竟然比账面上少了一千多锭黄金！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在国库上做假账、花账？
李崧立刻找来原负责人刘涛，责问他黄金哪儿去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窟窿，国库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有偏差，他难道不懂吗？
刘涛也很委屈，此时的刘涛就好比后唐初期的孔谦，而石重贵则是李存勖。挪用公款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当今圣上石重贵，我一个小小的判度支、仓管员，我敢拦着吗？我敢给他下账吗？这是我这个钱袋子与石重贵的默契。
这些话也不能明说，指控皇上盗用国库？刘涛没这个胆量。于是只能暗示李崧，“哎呀，某些开销不及时入账，以备不时之需，都是常有的事。”
李崧大怒，当即告到有司部门，弹劾刘涛监守自盗。
刘涛委屈冤枉，于是私下找到宰相桑维翰，诉说自己的难言之隐。“相爷，李崧不懂，您还不清楚吗？那钱是我拿的吗？还不都是那……那位拿的嘛，这事儿能公开审理查办嘛！”
李崧原属李从珂文官集团，而桑维翰是百分百纯河东嫡系。所以说，虽然石敬瑭、石重贵对李崧、桑维翰等文官都很敬重，但只有桑维翰是“自己人”，是石家父子的亲信嫡系，也就因此了解更多的内情。
桑维翰很明白事情的真相。于是，在这桩挪用巨额公款的惊天大案中，“主犯”刘涛仅仅被判“罚俸一月”而已，案件的审理、判决都尤为低调，甚至于不见诸《晋书》，而是见于《宋史》，因为刘涛的仕途一直延续到了北宋初年。
刘涛的另一件事也值得一提：后唐李从珂时期，刘涛担任起居舍人，他无意中读到一篇文章，是一个落第的考生所写。刘涛看罢，拍案叫绝，断言此人的才华足以在日后胜任宰相，于是便在第二年的科举考试中照顾了这位考生，使他进士及第，顺利步入政坛。
这位幸运的考生，名叫薛居正。北宋宰相，《旧五代史》的监修。死后荣获配飨宋太宗庙庭的殊荣；到宋理宗时期，效法大唐的“绘像凌烟阁”，亦评选出二十四位已故功勋，绘像昭勋阁，薛居正就是其中之一。
发现薛居正这匹千里马